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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

2016-04-17 19:11:00 来源: 求是杂志 作者:
摘要:周山  思想者小传  周山 1949年生,上海市崇明县人。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周易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 “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逻辑学会常务理事、

周山

  思想者小传

  周山 1949年生,上海市崇明县人。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周易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 “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逻辑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逻辑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代表著作有 《中国逻辑史论》、《近现代的先秦名家研究》、 《周易解读》、 《中国学术思潮史》等。近年来注重于中国文化重心当代转移的研究,发表有《从黄河文化到长江文化》、《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等多篇论文。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作了明确阐述,并号召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使优秀民族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但是,在具体的 “挖掘”与“阐发”实践中,出现了某些偏颇甚至误将糟粕当精华的现象。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传统是儒家的文化价值体系,小传统是 “三纲五常”等伦理思想;传统文化在今天的意义就在于 “重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和谐”。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极具多元性,其文化重心在现代出现了转移,传统文化及其精神在当代也有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

  传统文化的多元性

  这是一个龙凤呈祥的时代,而非有凤无龙的局面。

  今人讲传统文化,往往只讲儒家文化,讲传统文化思想价值,也往往只讲儒家文化价值体系。固然,儒家文化在漫长的2000年封建社会里,一直担当着主流文化的重任,主导着人们的思想与实践。但是,早在中国文化的第一个轴心时代,就曾演绎过一场历时300年之久的 “百家争鸣”文化盛典,儒家只是其中一家。

  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可归为二元结构。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往往与“水”结缘。例如,中东地区古文化以“两河文明”标识。中国人习惯以 “华夏文化”一统中国文化,淡化以致磨没了中国文化的多元结构及其发展脉络。事实上,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与黄河、长江息息相关,经过近万年的积淀,形成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两大系统。

  远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从上游到下游,形成了大溪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代表性的古文化圈。现代田野考古工作显示,一度被视为南蛮之地的长江流域,在新石器时代也相继产生了位于上游地区的大溪文化、中游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其沛然底气,不逊于黄河文化。青铜时代,中国文化进入成熟期。黄河文化加速发展的同时,其重心由西往东移,即由岐西、河套一直东移,最后止步于齐鲁,成为黄河文化的轴心之地。长江文化也在三大古文化的基础上,分别形成了巴蜀文化、荆(湘)楚文化、吴越文化,而以居中的荆楚文化为长江文化的轴心之地。最近几十年接连不断出土的简帛古籍,也有力地表达了长江文化轴心区域的文化底气。

  两种文化既有相融相长的一面,也有差异的一面。例如,在文化标帜上,黄河文化以龙为代表。在濮阳地区一座距今7000年前的古墓中,墓主人的上位以贝壳堆塑着一条龙,下位则堆塑了一只虎。黄河流域出土的青铜器,多以龙头为饰件,古墓壁画人物的双目多为圆形 “龙眼”。以致建都于黄河流域的皇帝,也自诩龙种,甚至衣服、器用也要饰之以龙。长江文化则以鸟为代表。巴蜀文化区的 “三星堆”遗址,满目皆鸟:十几米高的青铜神树,十三个树杈上各立一鸟,一条小龙头下尾上贴于树根处,龙与鸟的地位在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青铜人像,既有人身鸟首,也有人首鸟足;人的双眼细长,“凤目”替换了 “龙眼”。成都市内的“金沙滩”遗址,同样充满着鸟文化气息,一幅金光灿烂的 “太阳神鸟”,已经成为长江文化独一无二的形象代表。长江下游,早在河姆渡古文化遗址中,就有玉鸟遗存;青铜时代更有“鸟文”成俗,即在青铜器铭文旁刻有相应数量的单线鸟形图。鸟文化在楚地终于上升到了精神层面,《庄子》首篇 《逍遥游》,以寓言形式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 “大鹏展翅”。由此展示了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在思想价值层面上的差异。

  青铜时代晚期,在黄河文化的轴心之地形成了一个儒家学术群体,被后人尊为圣人、亚圣的孔子、孟子是这一群体的思想代表,核心价值观是“仁义”。在长江文化的轴心之地形成了另一个形式松散、思想深邃的学术群体,被后人尊为道家始祖的老子、庄子是这一群体的思想代表,核心价值观是 “自然”。 《庄子》中有一则寓言故事: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是孔子向老子 “语仁义”时,老子给孔子讲的故事。短短二十三个字,道明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在思想价值层面上的差异。黄河文化主张的生存愿景是 “相濡以沫”:当灭顶之灾来临时,将一线生之希望留给他人, “仁义”关怀可谓极至。长江文化主张的生存愿景是 “相忘于江湖”:忘掉仁义,毋须关怀,是因为人人都生活在最适合生存的环境里。前者是被动地应对生存环境,后者是主动地开拓生存环境。汉武帝看中了 “相濡以沫”对于维持社会稳定、保护既得利益的功能作用,遂决定 “独尊儒术”。 “相濡以沫”,无疑是最最核心之术。矛盾的一方既已占居了主导地位,矛盾的另一方即 “相忘于江湖”的思想价值观被边缘化也就成为必然。黄河文化,从此成为中国文化的重心。

  二十世纪初,长江文化借助于西方文化的涌入浪潮,拉开了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帷幕。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胡适、鲁迅、瞿秋白等人,皆为长江文化圈中人。新文化运动,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华丽转身。而儒学因 “与现代化无缘”,注定了其在新文化运动中被 “打”的命运,而长江文化作为矛盾的另一方应运崛起便成为历史的必然。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文化重心的现代转移已经完成。主张开拓进取,以个体发展基础上的群体提升为生存目标,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在长江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的今天,我们并不否认黄河文化在稳定社会、修养人性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这是一个龙凤呈祥的时代,而非有凤无龙的局面。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和谐社会构建,既是长江文化的呼唤,也是中国新文化思想价值的核心。

  今天的中国文化是昨天的中国文化的延伸,所以我们将昨天的文化称为传统文化;文化重心的转移只是文化自身的调适与更新,而非外来文化的替换。西方文化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潜在的另一方,并赋予了她顺应时代的新形式新生命。中国文化重心的顺利转换表明,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圆满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传统文化的精神

  要遵循自然法则,如同地道安居于天道之后,才会无往而不利。人际交往要注意用柔谦让,才会朋友遍天下。只讲自强不息不讲厚德载物,结果必然是称霸;只讲厚德载物不讲自强不息,结果必然是深陷困境。

  由于中国文字由象形文字到象意文字的自然递进等因素,中国文化自古至今从未中断。由于作为传统文化思想价值坐标的《周易》完整流传3000年而不易,熏陶了一代又一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化巨擘,展示天道与地道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同时也是这个具有多元特征的文化大国共有的文化精神。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源自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对 《周易》中的 《乾》《坤》两卦的义理阐发。由六个阳爻构成的乾卦象征刚健的天道: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六个阴爻构成的坤卦象征柔顺的地道: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然而,乾、坤两卦的卦爻辞所披露的信息,非仅刚健与柔顺之性,其间蕴含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四个重要支撑点。

  在 “自强不息”的天道中,蕴含着三个支撑点。第一个支撑点是 “忍”。这虽然是自强的起点,却包含着两种状态。一是 “潜”的状态,就像一颗种子,埋在地下,吸水分,伸根系。这是积聚力量的初始阶段,忍得住寂寞,是一种理性的表达。二是 “见”的状态,就像一枝新苗,刚刚破土而出、迎风而立。这是积聚力量的第二阶段,争取一切帮助,才能茁壮成长。寻求帮助,难免忍辱负重,却是一种智慧的表达。在中国历史上,由于采取主动的 “忍”而争取时间积聚力量成就事业者,屡见不鲜,如越王勾践。第二个支撑点是“忧”。已经步入自强,如何继续前行而“不熄火”?忧患意识无疑是确保自强不息的重要支撑。忧患意识又因状态不同而有程度上的差异。第一种状态是 “夕惕若厉”:刚刚步入自强,保持 “朝乾夕惕”的状态,即白天勤奋工作,晚上惕怵自省,就不会失误而能继续前行。第二种状态是 “或跃在渊”:事业的兴盛发达、社会地位的升高,有如登上高山之巅,抬头举手可触天,低头面临万丈深渊,所以,一定要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方能在自强之路上继续前行。第三个支撑点是 “悔”。已达自强顶峰,如何仍然保持 “不息”?犹如一个人已登社会最高位,保持头脑清醒最为重要;增强 “自悔”意识,是持盈保泰的不二法门。 “悔”也有两种状态,一是刚刚跃升事业顶峰,不可因功成而自负、独断专行,仍需任贤用能,发挥众人之力;二是久居高位,总会有决策失误,所以更要有 “自悔”之心。惟如此,在自强的顶点才能保持“不息”、避免走向反面。

  在 “厚德载物”的地道中,蕴含着传统文化精神的第四个重要支撑点:“后”。坤卦的卦辞中,用了三个类比以明地道:一曰 “牝马之贞”,二曰 “先迷,后得”,三曰 “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三个例子讲同一个道理:要遵循自然法则,如同地道安居于天道之后,才会无往而不利。人际交往要注意用柔谦让,才会朋友遍天下。大地承载万物生生不息,却总是将功劳归于天道,从不夸耀自己。地道的这种 “厚德”,核心在 “谦后”。用柔怀谦的“后”意,在春秋末期的老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张扬。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两个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讲自强不息不讲厚德载物,结果必然是称霸,如越王勾践;只讲厚德载物不讲自强不息,结果必然是深陷困境,如“相濡以沫”的涸泉之鱼。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三十年。但是,如果只注重于 “自强不息”的成果宣传和经验总结,而忽视了对 “厚德载物”这一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深度挖掘和有力宣传,难免会导致国际社会的误解,形成大国忌之、小国畏之的不利局面。

  传统文化的现代阐发

  我们在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的时候,既要尊重 “鞠躬尽瘁”之类的传统美德,更要拥有 “顺应自然”这样的现代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当然要在文化重心转移的背景下解读,要在传统文化精神的阐发中出新,更要在当代社会的现实境遇中展开。因此,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挖掘与阐发,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开拓进取。长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刻意挤兑道家,以致长江文化的代表人物老子、庄子的思想一度遭到曲解,甚至其身份也受到怀疑,老子成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老子》一书为秦汉年间的杂凑作品,庄子也成了不思进取的隐士文化代表,等等。今天,当我们摈弃偏见,重新挖掘其思想价值时,看到的恰恰是陈见的对立面,开拓进取是老、庄思想的主旋律。老子理想中的 “圣人”,应该具有方正、廉洁、正直、透明的品性,而又能把握 “不割”、 “不刿”、 “不肆”、“不耀”的分寸。他主张 “无为”,是为了实现 “无不为”。庄子给世人讲的第一个故事,是由鲲化生的大鹏鸟 “扶摇直上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徙于南溟”。胸无大志的燕雀在树丛中跳跃,讥笑大鹏的高瞻远瞩、开拓进取。庄子开拓进取的鸿鹄之志,被满腹经纶的儒士们曲解了2000多年,反而是后世的农民领袖陈胜将之引为知音:“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开拓进取的思想,正是我们首先需要挖掘和阐发的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之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

  二、顺应自然。自然,是长江文化的最高范畴。老子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之道,都要遵循自然,何况人类的行为举事?“治大国若烹小鲜”,说的正是顺应自然之理:小鱼肉嫩易碎,油烹时必须小心翼翼,切忌频繁翻动;大国人众,尾大难调,政策稳定为第一要务。一大一小,顺应自然的原则却一样。《庄子·养生主》是从养生角度讲顺应自然的好处。首先讲了一个厨师解剖牛的故事:庖丁解牛,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彼节气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正因为遵顺自然之理解剖牛,所以他手中那把牛刀,历时十九年、解牛数千头, “刀刃若新发于硎”。庖丁解牛的本意是顺应自然,此为养生的最高境界。

  顺应自然作为长江文化的一个核心价值理念,庖丁解牛的现代意义不仅在养生之道,也在为人之道、为政之道。例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相互间的矛盾、摩擦难免发生。如果能从矛盾中找到化解矛盾的空间,全神贯注,以 “无厚入有间”的方式予以解决,既维持了社会环境的和谐,又避免了人与人之间相摩擦所引起的心理伤害。就工作、事业而言,顺应自然,游刃有余,是人人都企盼的理想状态。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鞠躬尽瘁”却被作为典范提倡,自诸葛亮始,几乎成为身居高位者的座右铭。而在历史上,鞠躬尽瘁的结果往往是悲剧;诸葛亮鞠躬尽瘁的结果是三足鼎立中的蜀国第一个出局。我们并不否认鞠躬尽瘁精神在实际工作中的积极作用,但是与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工作效率相比较,后者更可取。因此,当我们在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的时候,理应优先选取 “庖丁解牛”这一类 “顺应自然”的文化元素,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改变观念。既要尊重 “鞠躬尽瘁”的传统美德,更要注重选拔那些具有 “顺应自然”的理念、能够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地开展工作的人才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是新时代的呼唤,也是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

  三、和谐社会。和谐的本义是指不同音阶之间的协调。引申到人类社会,指人与人之间、阶层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关系的协调。在有着多元文化悠久历史的中国,和谐社会的目标一致,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与方法则有不同。

  老子主张通过 “柔”与 “后”的途径和方法实现社会的和谐。他为人处世的原则是:方正而要自然,廉洁而不伤人,正直但不能无所顾忌,光明但要内敛。人的刚性有了柔性配合,人际关系才能和谐。用柔的目的,不仅在协调关系,更在成就事业。例如,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柔性的善用,又往往表现为 “后”或 “下”,用另一个词表达叫作 “不争”。他用至柔之水作譬: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与世无争不是消极退避,而是追求和谐,也是 “厚德载物”的一种表达。在国家之间关系的协调中,他主张通过“下”即谦下的途径实现和谐:大国对小国谦下,便可取得小国的信赖;小国对大国谦下,便可取得大国的信任。在大、小国关系中,主动权在大国,所以, “大者宜为下”。老子这种协调国际关系、营造和谐世界的理念和方法,在国际关系普遍紧张、少数大国强国任意干涉别国内政颠覆小国政权的今天,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名为墨家的学术群体,创立过一种平民政治学说,提出过一个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及其运作方法:尚贤-节用-兼爱。对贤能之士,给予崇高的社会地位、丰厚的薪水报酬、处理政务的实际权力;节约资源、去除奢侈浪费,确保每个人必需的生活资料;如同关爱父母兄弟那样关爱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封建社会里,这样的和谐构想必然被视为异类,因而一时的 “显学”很快就变成 “绝学”。但是在今天,这一文化遗产理应受到重视,深度挖掘并加以必要的阐发,使之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一处源头活水。

  以 “相濡以沫”为价值取向的儒家所主张的和谐模式,便是 “仁、义、礼、智、信”为伦理基础的 “三纲五常”社会结构。这种价值理念和社会结构,早在上世纪初就被新文化所抛弃,但是儒家关于和谐社会的其他思想,仍然可以阐发并融入进今天的和谐社会理论之中。例如,孟子关于“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阶层关系分析;荀子关于“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等阶层利益分配中的损益警示,都是值得贫富差距日渐加大的当代社会参考的济世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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