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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圣雄|“无声胜有声”:蒋介石和他的侍从室幕僚

2018-08-28 11:30:00 来源: 凤凰网 作者:
摘要:张瑞德著,《无声的要角:蒋介石的侍从室与战时中国》,新北:台湾商务,2017年12月,488页,400.00新台币诸葛亮的故事经《三国演义》的渲染而脍炙人口。他为刘备屡出奇计,辅佐刘禅尽心尽


张瑞德著,《无声的要角:蒋介石的侍从室与战时中国》,新北:台湾商务,2017年12月,488页,400.00新台币

诸葛亮的故事经《三国演义》的渲染而脍炙人口。他为刘备屡出奇计,辅佐刘禅尽心尽力,从这样一个智勇兼备的辅政大臣身上,我们能看到幕僚或智囊对领导者的重要性。实际上,中国历代随侍君主之侧,协助庶务、出谋划策的知名人物,着实不少,如萧何之于刘邦、郭嘉之于曹操、刘伯温之于朱元璋等。

民国建立,领导人周边的幕僚人才,仍是不可或缺。如皖系领袖段祺瑞,短暂掌控北洋政府,风云一时,便十分仰赖徐树铮为其起草通电、策划谋略、奔走运作。那么,承继北洋政府的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的重要幕僚是谁?其幕僚组织是什么?如何组成?这些在过去,关注似乎不够。

张瑞德教授的著作《无声的要角:蒋介石的侍从室与战时中国》解答了上述问题。张教授是知名历史学家,曾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并曾于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东京大学任访问学者或客座研究员,现今担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代表著作有《抗战时期国军人事》、《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等。

本书的副标题“蒋介石的侍从室与战时中国”,点出了书中探讨重点,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侍从室,而侍从室这一组织,即为蒋介石的核心幕僚组织。有别于一般学者撰写之历史著作,论证扎实但框架冰冷,本书尝试将侍从室这一机构或制度的历史,写得通俗又不失学术性。

蒋介石的“耳目”、“特使”、“智囊”

书中分十章,首章“前身”交代侍从室之前身——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述其成立经过与组织架构,以及实际运作、重要设计成果与绩效评估。次章“凤凰池”,章名意指古代禁苑中的池沼,为行政中枢中书省的所在地,侍从室以掌管机要,被时人视为凤凰池。这些文字述论侍从室人员的来源、任用过程、专业能力与纪律、几种幕僚的典型,并尝试分析这些幕僚人员的心态。

前两章主要交代侍从室整体组织演变及人员组成,接下来几章,分别从情报、党政、军事、外交、宣传等方面,专题式观察侍从室在战时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情报”述论负责情报业务的侍从室第六组的组成,情报的取得、分析与运用,情报机构的管理与考核,对各情报机构的联系,以及对党政官员的监察工作。“党政”述主管全国人事业务的侍从室第三处,为党国考察及选拔人才之活动,并且述及侍从室在一些党政重要事件中的角色,如五五宪草的审议、西安事变时的危机处理、1944年度政府总预算编制疏失案之调查、六全大会政纲的研拟、战后受降与接收的规划等。

谈到战时中国,不得不提及“军事”,本书接着展开此一层面,依序述论侍从室与军令系统、军政系统之关系,并且举五个侍从室参与的秘密军事行动,突显侍从室的角色,如联系余汉谋化解两广事变、拏问韩复榘、策划空军出征日本的“人道飞行”行动、1938年花园口决堤、1943年突袭延安的军事行动。抗战末期,中美合作愈益紧密,本章之末,并述论中美联合参谋会报与中美军事交流。

即如“军事”章之末谈到中美军事合作,“外交”始终是抗战中的重要课题。中国是个弱国,以己之力抗拒日本现代化部队,十分艰难,蒋介石因此投注相当心力于外交。本书遂专章处理这个问题,叙述侍从室的国际问题研究,和侍从室在蒋介石外交决策扮演的角色,并举实例说明,如侍从室参与研究中日秘密外交、参与韩国独立运动、出席重要国际会议等。

党、政、军诸层面谈完之后,本书带到“宣传”的层面,讨论侍从室最基本的重要工作――文稿撰拟,并由此接续探讨由侍从秘书协助撰写的《中国之命运》之出版与宣传。指导官方媒体、创办艺文研究会与联络扶持《大公报》,亦为侍从室的重要工作,本章赓续探讨。


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左)。右为陈诚。

接着,本书特别探讨蒋介石时常运用的“手令”制度,述论该制度的运作重点、对该制度的各种批评,并究明蒋介石好发手令的原因,次则述及手令制度的影响。复以1943年国民政府派遣侍从室秘书沈宗濂担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说明侍从室人员到地方去,可以扮演“特使”或类似清代的“钦差”,于地方政务发挥一定的影响力。

作者于本书之末,阐述侍从室的“成败”,指出侍从室的功能,为以极为精简的人力,处理各方送呈的大量情报数据,使其成为有价值的情报,有利蒋介石及相关机构参考利用。其次,侍从室协助蒋介石做出决策,并执行一些具有机密性质的任务。再者,侍从室强化对党政军机构及外界的联系,有助于党国机器的顺利运转。此外,侍从室尚有为国考察、选拔及考核人才之作用。

不过,作者指出,侍从室虽做出一定贡献,在运作过程中,也产生一些负面的功能,如破坏正常体制运作、造成下属的疏离感。与中共相较,蒋介石以侍从室为中心的决策模式同样有决策权高度集中、缺乏纠错机制的问题。另外,两者皆为协商式决策,不过蒋介石弱化各重要决策机构的职权,使得职权有限的侍从室,在蒋介石信任之下,拥有极大的权威与影响力。中共则采取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重视集体协商和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书记处拥有制度上的决策权。至于执行力的两党比较,中共党政军高度一元化,干部具有强烈政治信仰,因此决策执行力强;国民政府则党政军未能一体化,干部每多缺乏中心思想,加上地方军系势力仍大,因此政令经常无法贯彻执行,不少甚至形同具文。侍从室由于缺乏指挥各部会的实质权力,欲推动党国机器实非易事。

从侍从室看蒋介石的领导风格

读完本书,可以对蒋介石的幕僚组织,获一完整轮廓。不同于刘备之倚重诸葛亮,侍从室作为一个整体,其人员于各个层面为蒋介石担任幕僚工作。初时区分的两个处,第一处偏重军事,第二处偏重党政,主任各有不同,于不同面向协助蒋介石。陈布雷长期担任侍从室第二处处长,是蒋介石文胆,参与党政机要,在侍从室有很大的影响力,也可见蒋时常派陈布雷出面协调党政事宜,但他很少置喙军事层面,这方面主要由第一处主任协助,该处主任先后为钱大钧、林蔚、张治中、贺耀组、商震。

侍从室以主任为首,其内诸多人才,分别就其专长,为蒋介石提供不同层面的建议,与诸葛亮特别突显的角色不同。这样的差别,可能呈现了现代国家专业化程度提高,分工更细,以致蒋介石难以仰赖一通才掌握国政。当然,这也与侍从室人员的心态有关。依本书分析,侍从室人员固然忠于领袖党国,愿死心塌地为蒋服务,但普遍存在拘谨守成、开展不足的保守心态。侍从室的重要人物陈布雷,便曾叹息:“我对不起领袖,这些事领袖多交给我做,可是我都打消了!我也知道这是一个错误,想改,可是改不过来,也许是身体的关系,也许是性格的关系!”(本书页55)这种保守心态,在基层幕僚更为普遍。此外,侍从幕僚缺乏团队精神,蒋介石尝召集侍从室各组长,责备侍从室缺乏组织的训练,仅能办公事,而不能辅弼领袖,佐理政务。(页56)

蒋介石虽然指责侍从室辅佐不利,但侍从室作为蒋的贴身组织,会形成这样的文化,其实与蒋个人息息相关。1948年5月,蒋当选行宪后首任总统,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见国势日非,写了一篇《对当前国事之检讨与建议》,供蒋参考。文中对蒋的领导缺点,有深入的观察。

张治中指出,蒋之思想,自底定全国以后,似渐有保守倾向,以致若干亟应改革之要政,受蒋惮于改革之态度影响,往往因循不决;蒋之态度,为儒家态度,而非法家态度,身为国家元首、革命党魁,仅持儒家态度以谋治理,似不足以适应今日之时代。其次,蒋心思过于细致、过于深刻,顾虑愈多、求治之心过切,未免流于急躁,动以盛气斥责干部,此不但不能使工作推动有效,徒使干部养成掩饰蒙蔽之风气,对蒋之领导作用,只有极坏影响。一般干部,均不敢以逆耳之言相进,唯恐激怒于蒋,甚至国际间有流言称蒋为世界各国领袖之中,脾气最坏的一人。(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114-00012-008)

从曾任侍从室主任、长期近身观察蒋的张治中之语,可以看到蒋个人的领导风格,的确可能造成侍从室谨慎而不敢开创的风气。蒋中正责备侍从室的不足,问题根源其实就在他自己。或也因此,他的侍从室内难有类似诸葛亮这样掌控全局、出谋划策的人物,因为蒋个人便是这样的人物,他是参谋出身,顾虑多且细密(页424)。有另一个强而有力的幕僚在身边,难免互斥。

打破“无声”的“首席智囊”

当然,蒋身边不是没有影响很大的幕僚。这个人必须有相当官场经验,了解政治操作手法,娴熟幕僚业务。这个人便是侍从室前身行营设计委员会的催生者:杨永泰。他的重要性之大,使他甚至被视作蒋中正的诸葛亮。

杨永泰,字畅卿,广东茂名人,比蒋中正大七岁,先后毕业于广东高等学堂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之后离开孙加入民国初年的重要政治团体“政学会”,该会后来形成民国重要派系“政学系”。杨曾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广东省省长。1928年初,透过政学系要角黄郛与熊式辉的引荐,杨结识了蒋介石。


杨永泰

当时地方军系坐大,据说杨向蒋提出了“削藩”之策: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以政治方法解决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以军事方法解决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以外交方法对付张学良的东北军。蒋听闻杨的计策,肃然起敬,依杨的计策,于蒋桂战争、中原大战获得胜利,杨也渐渐成为蒋的“首席智囊”。

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将注意力置于剿共,前三次围剿都遭到失败。杨永泰向蒋分析失败原因,认为中共与北洋军阀不同,纯以军事对抗无法获得成效,遂献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1933年,蒋介石在南昌建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以杨永泰为秘书长,最终逼使中共军队退出赣南。之后,杨永泰又献策让中央军入川、建立峨嵋军官训练团,使中央势力得以掌控四川。

杨深获蒋的信任,权势日涨,令国民党内其他派系不满,蒋为平息不平之声,将杨调为湖北省政府主席,暂时避开风头。1936年10月25日,杨在汉口准备乘渡轮返回武昌时,突遭枪击刺杀。这位屡出奇计、为蒋出谋划策的当代卧龙,就此离开人世。(以上参阅左玉河,〈杨永泰:蒋介石身边的“诸葛亮”〉,《同舟共进》,2009年第4期,页46-50)

杨永泰被刺次日,蒋介石闻杨永泰之此讯,于日记记下:“得杨畅卿被刺殒命惊耗,不胜惊骇悲痛,呜呼哀哉!”(《蒋介石日记》,1936年10月26日)月底,又记:“畅卿被狙殒命,实为左右之损失,此实本月最不幸之事也。”(《蒋介石日记》,1936年10月31日“本月反省录”)

杨去世之后,蒋的左右,的确少了如此深谋远虑的人物。侍从室的陈布雷等人兢兢业业,就是少了点开创性或政治谋略,与声名大噪的杨永泰相比,近乎无声。惟或也因此,这批无声的要角不致像杨永泰遭到非议,甚至遭到暗杀之结局。杨去世之后,蒋介石的侍从室,也不再有类似杨的人物,蒋当政愈久,自信心与使命感愈强,似也不是那么需要“有声”的幕僚。如是说起来,对蒋来说,实在是无声胜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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