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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成回报低下的学科:知识分子如何突围

2016-04-15 11:21:00 来源: 新浪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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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成了经济回报极为低下的学科 小翅/制图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五周年。“五四”运动实则一部世纪文化启示录,它所启动的时代主题及其思维指向,均与中


文史哲成了经济回报极为低下的学科 小翅/制图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五周年。“五四”运动实则一部世纪文化启示录,它所启动的时代主题及其思维指向,均与中国的命运、中国人文精神的形态息息相关。“五四”大潮中,一批敏锐而激进的人文知识分子—尤其是由传统“读书人”蜕变而来的“文史哲知识分子”—起到了巨大作用,如鲁迅、胡适、陈独秀等等。

  时至今日,文史哲知识分子早已无法占据如启蒙时代般的社会精英地位。商业时代的供需匹配,已成决定资源流向最重要甚至唯一重要的标尺。文史哲成了经济回报极为低下的学科。2013年底,媒体人罗振宇在其自媒体节目《罗辑思维》中提出,青年知识分子大可以走出高校体制,尝试各种各样的“新活法”。罗振宇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校研究生李源为例,证明勇敢走出体制后,文史哲专业的学生照样能够生存。和尚未毕业的李源相比,作为一名已有6年教龄的西部某大学系副主任,年逾四十的余江雪怀揣22万元启动资金、彻底抛弃高校体制、南下深圳的创业之路无疑更有勇气。

  李源:如何将知识套现?

  一年前的今天,当时还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读研究生二年级的李源完全没有想到,一年之后,自己的生活会发生巨大的转变。那时候,他的银行卡里只有不到5000元,不知道来年毕业后可以做什么。

  与很多读历史专业的学生一样,李源很早就意识到就业不易。李源本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专业,意识到这个专业并不是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后,他曾经想过转专业,但在国内,要从一个“差专业转向好专业”是很难的事情,自己“也没有关系”,干脆“一条路走到黑”,继续考研、考博,最后留校当大学教师。

  在李源读本科的2008年前后,历史学博士留校任教的机会还时常可见。但在过去的五六年间,他明显感觉到这个缺口在收紧。李源认识一位在专业上非常出色的师兄,读博期间就罕见地在国内最高级的历史学刊物上发表了论文,但即便是这样的条件,这位师兄最后也没留校成功,最后去了一所一本大学教公共科目—这已经是李源所认识的同门当中“很不错的去路”了。

  与很多师范院校毕业的学生不同,李源从一开始也没有当中学老师的打算。“师范学校上两门相关课程就可以拿教师资格证,当时我们班100人,一共两个人没有拿,有我一个。我不要,我对这个不感兴趣,肯定不会走这条路。”

  另外一条路则是断崖式的选择—完全放弃自己的专业。有些历史系毕业生选择了保险业、房地产这些不限制专业的行业,其中不乏成功的先例。但李源说,自己在历史这条路上走了这么多年,喜欢的书都读了,不想放弃。李源的知识积累丰富,因为曾经想过出国,还下过苦功练过GRE,后来因为国外对应专业太少,不得不放弃了出国,却因此练就了快速阅读的功夫,“一天读完一两本学术类的书籍不是问题”。

  为自杀学生导师抱不平

  找工作的同时,李源还要应对毕业论文。他的导师给他分配了一个特别小的题目,这样比较容易出成果,李源也得以顺利毕业。“我的导师很关爱我,”李源强调,“我研究的是一个没有名气的、还没人研究过的历史人物,这样才有东西可做。”

  从这个角度出发,李源为近期自杀的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的论文指导老师抱不平。在网络上,有人认为自杀学生的论文题目《翠亨村资料数据库设计》太偏门、过时,导致该学生无法如期完成论文毕业,最后走上绝路。而在李源看来,目前学术圈的现状正是大题目早就被人研究完了。“十年前,论文写胡适还能毕业,可史料就那么有限,你去翻一部民国思想史,著名的都早被研究完了、透了,中国每年却要继续产生那么多篇硕博论文。所以题目只能是小,或者偏。”

  中山大学位于广州,李源认为相对北京的学校,中大的核心原材料主要是地方档案。翠亨村是孙中山的老家,中大学生在材料搜集上会顺利很多。“他的导师是关爱他的,想让他顺利毕业,写这个题目的论文,以后找工作还有可能去孙中山纪念馆。真正不爱自己学生的导师,会让你研究一个他自己都不知道有什么用的东西。”

  “不过话说回来,即便顺利毕业并留校,这些小而偏的题目对自己有什么意义呢?自己的人生就为了这些别人毫不关注的事情而存在吗?”这是李源“不想在这个圈子耗下去”的根本原因。

  “跳出圈子想问题”

  2013年7月,《罗辑思维》招聘实习生,李源决定去实习。如果不走学术道路,历史专业毕业生工作对口的选择并不多。“八成的人最后去做中学老师,或者进入出版社和事业单位”,但这两条路现在也变得愈来愈不容易。李源说,比如报考公务员,很多职位详列了十几个能够报考的专业,偏偏就是没有历史。一些同学只能去颐和园、故宫这类事业单位。李源倒是没有抱怨用人单位对历史专业的歧视,“我们这个专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单位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自己能够给别人创造什么价值?”

  同年10月,李源凭借知识积累和快速阅读的技能,正式签约《罗辑思维》。《罗辑思维》是媒体人罗振宇与独立新媒创始人申音2012年底合作打造的自媒体脱口秀创作。主讲人罗振宇,提倡“U盘化生存”状态,即个人不依附任何组织,独立生存。

  这份工作并不轻松。与学术研究一样,需要大量知识积累。“大部分历史专业毕业生缺乏核心竞争力,”李源说,“很多人是真的喜欢历史才去搞学术研究的,这个无可厚非,但学术圈是一个闭环,需要专业分工,你在这个闭环里面想问题,视野会特别小。跟历史系学术圈的一些人聊天,你会发现他思路很怪,问他为什么要进行改革,他会跟你聊雍正娶了多少老婆,雍正的某段著述有多少标点符号……他们关注的是这种问题。读书的核心目标就是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写这种东西是不会让自己变得聪明的。”

  相较于学术研究,在《罗辑思维》这样的地方,作为知识策划的李源需要用更宏观的视野,把自己的知识转化为大众更容易理解的表述,再经罗振宇传递给受众,给受众一些有用的概念和想法。“我觉得所谓读书人的新活法,最关键的理念就是一定要跳出一个圈来想问题,要根据你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来寻找一些社会价值。”

  李源曾与一个美国教授交流。当时李源写了一个简单的研究思路,对方给出的回馈是:思路是对的,但表达太简单。“他的意思其实是应该把自己的研究吹嘘得厉害一点高深一点,这不是欺骗大众吗?学术的本质就变成了造神的过程。”

  “社会不会亏待提供价值的文人”

  李源寻求的是一种既有社会价值又能够养活自己的方式。“中国社会对那些能提供价值的文人是不亏待的”。在《罗辑思维》久了,李源与罗振宇思想上有很多共通之处。罗振宇认为中国目前有可能实现“供养制”—有钱人、商业公司没有时间读书,他们可以私人定制,供养读书人,让他们去阅读,然后再将精髓传达给自己。“其实史学圈有很多这样的人,像雷颐、张鸣……尤其是社科院,出来了很多这种人,因为社科院历史系待遇太差了,所以好多人都写畅销书、给企业家讲课。”

  “《罗辑思维》现在怎么能赚到钱?过去没有互联网,一个人在这里说书,想问观众要钱,是没有渠道的,但是互联网打通了这些渠道。”互联网打通的渠道反馈迅速,如今正式入职7个月左右的李源,已经被市场意识到价值所在,一些企业老总和风投公司联系过他,目前正在洽谈合作项目,但这个二十多岁的男孩很清醒,“现在他们看中我的核心价值,其实是《罗辑思维》的价值。”

  “不算课题和灰色收入的话,一个北京副教授的工资可能还没有我高。”在中国,以北大为例,副教授的平均年龄是42岁。还没有正式毕业的李源十分自信,认为将来不会输给这些体制内知识分子。李源觉得未来的世界很开阔,一点也不苦逼。在这个求生不易的世界上,他并未抛弃自己的专业所学,也不需屈从于某个必须忍耐的体制,他创造了一种“活法”—在他的手中,知识更加容易套现。

  余江雪:带着学生创业

  2012年初,余江雪怀揣22万创业资金离开老家,到深圳创业。在深圳这样的城市,20余万的创业资金显得有些保守,但这已经足以让他的很多前同事吃惊。

  彼时,年逾四十的余江雪是中国西部一所重点大学的讲师,来深圳之前,他刚结束了长达6年的教书生涯,彻底离开了高校体制。余江雪离开的原因很简单:他受不了体制的约束,体制的待遇也不足以挽留他。“高校的一切,让我觉得不合理。”

  才进余江雪的公司,几分钟后,热辣辣的面条就端了上来。“中餐咱们随便吃点,晚上做粤菜。”余江雪招呼说。说是公司,其实也是余江雪和几位员工的家,他们每天一起做饭,几个人的厨艺都不错。面汤是红色的,辣得很带劲,热气自几片红烧肉翻滚而上—我还在适应这种充满西部风味的爽辣,余江雪已经开始隔着面条的腾腾热气讲述他的创业道路。

  余江雪曾经想过,高校好歹是自己的一条退路,“如果有一天在外面做不好,回学校起码还有一碗饭吃。”但是多年的人生经历和见闻告诉他,骑墙很难成功。

  “不求上进”的系副主任

  没有离开高校前,余江雪属于“不求上进”的大学老师。他从来没有主动追求过学术之路,上世纪90年代中文系毕业后,他干过媒体,也做过生意。2005年,因为母亲在老家无人照顾,他放弃媒体职位回到家乡的大学,任职传媒院系讲师。其后几年间,他既没有主动申请过课题,也基本没有接受过别人的邀请共同参与项目建设,“那个时候比较傲气,觉得这些课题大部分都没意思,我不愿意和别人一起修建学术垃圾”。

  因为工龄长,进入高校几个月后,余江雪成了该专业的系副主任,课时任务慢慢多起来。他统计过,六年下来,自己上的课程种类大概有16门之多。一个人的知识储备有限,课程过多,导致他在几门不同的课程上不得不讲述相似的内容,这让余江雪无法忍受:“这不是误人子弟吗?这不是造孽吗?”

  当时已经逐渐进入院系管理层的余江雪明白,这样的课程安排也属无奈。实际上,学校用于师资建设方面的资金不到总投入的20%。“钱都用在了修房子这些事情上,真正该用的地方却不投入。”余江雪刚做副主任时,曾向学校申请买进一批基本的教学器材,总价不到90万元,但直到他辞职,这事也没办成。“这是很可笑的,广电、新闻这种专业连摄像机都没有,难道只讲理论?”但当时,同校一位主要领导人的情况与余江雪的要求形成强烈对比,“他每年都有几千万的进口设备经费,实验室里什么设备都有,他带的研究生总在实验室里看电影。”

  进入管理层后,余江雪愈来愈感到体制里存在“很大的问题”。这些体制弊端是余江雪辞职的主要原因,一些荒谬的事情更让他觉得可笑。余江雪有个学生,男友也混学术圈,此人将国外的某个研究成果直接拿来,换了个LOGO,几千万的国家级课题轻松到手。“当地的教委、学术权威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利益链条,每年怎么分这些课题费,已经有一个很清晰的路径了。而且,大量的课题其实是没有学术价值的。”

  高校的低工资促使余江雪最终离开。相较于北上广深的高校,这所西部重点高校的工资水平更低,一名普通讲师的月工资2100多元。余江雪核算过本系老师的课时费,一名年轻老师上一学期的《中国新闻史》,课时费共计960元—其后还得扣掉10%的税。而在当地,“一碗最便宜的粉面就要5元”。在学校任教期间,余江雪一直从事其他行业,学校收入是他的次要收入,否则很难维持日常生活。余江雪的女友是日本人,他希望能够存上足够的钱然后移民—在高校教书,这个梦永远不可能实现。

  学生,高校任教六年的唯一资源

  坚持六年后,余江雪终于决定辞职创业。余江雪的决定获得了学生们的支持,虽然痛恨体制弊端,但他热爱教书,擅长和学生打成一片—最终,余江雪公司旗下全部九名员工都是他曾经的学生或学生的亲友,其中有几位更是2012年初公司创立伊始就辞职跟随余江雪的。

  余江雪说,这是自己六年来唯一从高校中拿走的资源。

  “你会什么,就只能干什么”,余江雪的想法很简单。在大学教书前,余江雪做过电视、纸媒,在媒体浸润过很长一段时间,一线城市基本都待过,他最初将创业地点选在深圳,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主要人脉集中在南方媒体圈,此外,“作为移民城市,深圳没有根深蒂固的本地联盟。相对来说,北京靠关系,上海高门槛,广州的产业则不集中”。

  在自己熟悉的媒体技能中,余江雪认为视频制作是最容易变现的。启动资金共22万元,其中7万元用来购买设备,剩下的用于资金周转和日常生活。因为从事创意工作,余江雪觉得办公环境很重要,他咬咬牙,以每月7000元的价格在深圳蛇口租了间150平米的海景房,阳台上种满花草,既当办公室、制作室,也将其视之为一个小家。

  直到2013年初,公司都处于困难阶段。22万元启动资金根本不够,好在手下都是关系好的学生,就算连续几个月没工资也还愿意一起维持。凭借自己和学生在媒体圈的人脉关系,开业两个月后,公司开始陆续接到一些小单。2013年中期,余江雪的公司逐渐步入正轨,平均每月能拿到20万元到30万元的订单—全部来自民营企业,大型企业业务占七八成。

  2013年底,余江雪与腾讯合作视频业务。腾讯微信业务崛起后,余江雪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商机。余江雪的团队熟悉传媒,而他在深圳的弟弟从事计算机行业,二者结合,微信平台的技术问题就解决了。自此之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从视频业务转入微信公共账号建设。在给深圳一家金融机构搭建微信公共平台获得成功后,他们的业务迅速扩展,到今年5月初,已陆续与几家金融机构洽谈过合作。余江雪预计,下半年的订单量将达千万左右。

  创业至今,余江雪从没后悔过自己离开高校体制,也对自己选择的创业方向信心满满,“微信平台是最新的领域,在深圳发展得最快,在广州可能会慢一点。”

  从万余元订单到千万元订单,余江雪手下的员工只增加了一名。目前他的每个学生都忙得不可开交,常常通宵干,连轴转。余江雪招过几次人,但“实在看不下去,都没法用”,“我们承担不起培养员工的成本。钱是小事,但他一旦把事情做砸了,赔不起的是机会。机会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余江雪又将话题转了回去,“说来说去,最大的不足还是中国教育。”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余江雪为化名)

原标题为:《突围:青年知识分子新活法》 作者:李兮言

(责编:wangxiao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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