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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文化专访徐则臣:中国人并非没有信仰

2016-04-15 11:22:00 来源: 新浪 作者:
摘要: 长篇新作《耶路撒冷》梳理“70后”精神脉络——   徐则臣:中国人并非没有信仰 (采写:王晓岭) 导读:
提起徐则臣,很多读者都知道他关注北京外乡人的“京漂”小说。

长篇新作《耶路撒冷》梳理“70后”精神脉络——

   徐则臣:中国人并非没有信仰

(采写:王晓岭)

导读:
提起徐则臣,很多读者都知道他关注北京外乡人的“京漂”小说。这次,他历时六年写就长篇《耶路撒冷》,试图梳理“70后”的精神脉络,在结构上也取得了很大突破。徐则臣说,我们这一代人生存压力很大,许多人在精神上有一定游移,无所信,无所执,也部分地丧失了自我反省的精神。修辞立其诚,他坦言自己是个“一根筋”的人,和笔下的人物一样,有那种追根求源的理想主义。谈起“城市化”问题,作家徐则臣更像一个社会学者。他认为,现在人们都往资源好的大城市走,等某天实现了“现代化”一定会回巢,但就怕这种急功近利的“城市化”让这一帮人没了退路。为什么中国的“乡土文学”已经开始式微?马尔克斯对中国当代文学有着怎样的“教父”般的意义?为什么说中国人并非没有信仰?请看访谈。


徐则臣

  【作家简介】

徐则臣,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文学硕士,供职于人民文学杂志社。著有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夜火车》《水边书》《耶路撒冷》,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天上人间》《人间烟火》《居延》,散文随笔集《把大师挂在嘴上》《到世界去》,作品集《通往乌托邦的旅程》等。部分作品被译成德、韩、英、荷、日、俄、意、法、蒙等语。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7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庄重文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等。根据中篇小说《我们在北京相遇》改编的《北京你好》获第十四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电视电影奖。参与编剧的《我坚强的小船》获第四届好莱坞AOF国际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2009年赴美国克瑞顿大学做驻校作家,2010年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IWP)。

【访谈全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罪”和精神故乡

  新浪文化:《耶路撒冷》讲的是“70后”的成长,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感受到您在尽力梳理这一代人的经验和精神脉络。您曾说自己很迷恋“乌托邦”这个词,“耶路撒冷”可不可以看作是您心灵的“乌托邦”?

  徐则臣:可以这么说。你用这个“乌托邦”非常好。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理想主义意义上的“应许之地”。它是精神故乡,是你愿意去的一个地方,寄托了你所有美好的想象。耶路撒冷是一个三教圣城,有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假如说它有一个象征意义,我更愿意在信仰、理想主义、精神故乡的角度上来理解它。有读者提出这个小说能不能换一个更本土化的题目,我觉得不行,因为“耶路撒冷”更有涵盖力,可以统领整个小说,对小说的意蕴和空间也有一个大的开拓和升华。

  其实人人都有一个“耶路撒冷”,只是它的表现因人而异。初平阳之所以想去耶路撒冷,是因为这四个字带给他无限的汉字之美的想象,包括音韵、颜色和感觉;当然,他骨子里还有一个绕不开的结,那就是天赐的死。对秦奶奶,《圣经》可能是真正的宗教意义上的信仰,而初平阳读《圣经》更偏向于把它当作一个文学作品来看。杨杰人到中年,希望做一个有担当、有良心的商人,在环保、节约、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上,他有一个返璞归真的向往。易长安看似不靠谱,私生活极其混乱,但内心是严肃的,他试图用混乱来反抗父亲易陪卿的混乱对母亲和幼年的自己造成的伤害。福小、吕冬也分别都有一个自己的“耶路撒冷”。

  新浪文化:初平阳、福小、杨杰、易长安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天赐的死,内心一直背着这个十字架。初平阳之所以想去耶路撒冷,根本上就是因为他内心对天赐的忏悔和赎罪。这可以和“原罪”联系起来吗?

  徐则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罪”,但通常会被忽略,我们很少严肃、真诚地去自我反思。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说中国人就没有信仰,宗教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是可以被泛化的。一个人庄严、慎重到了一定程度,内心肯定会升起某种宗教感。不是说你真要去信一个宗教,而是对人生、对世界、对人类有所担当,它不一定非得以清晰的宗教面目出现。

  比如景天赐的死,很多人一直背负在身,因为某些东西你就是放不下,让你反思、警醒。如果这个东西算“原罪”的话,(那么)我们即使在诞生之初不携带“原罪”,在成长过程中一定也会有某种“原罪”的东西在。对他们来说,如果不是天赐的死,他们也会反观自己的生活,会有另一个天赐在,会有那么一个契机让他们去检讨自己。

  新浪文化:小说中,去北京和耶路撒冷都是初平阳主动的选择,其他几个伙伴的经历也大都是发自内心的、主动的,就连傻子铜钱也想坐火车“到世界去”。在您看来,“到世界去”意味着什么?

  徐则臣:“到世界去”这个词所负担的含义有很多种。首先,是一种本能地去寻找这个世界的陌生和新奇,换个地方看看、玩玩,要一个新鲜感。其次,到一个更广阔的的世界去,充分地发挥自己,让自己自由地施展。当然,“到世界去”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那就是信仰的意义上的,寻找自己的精神故乡。初平阳想去耶路撒冷,是要圆自己梦,减轻身上的罪责。对杨杰,他慢慢放弃了那些浮华、虚飘的部分,开始做一个正经的商人,畅所欲言和行事,不虚伪做作地和人打交道。对易长安来说,他是要彻底摆脱父亲的阴影,找到自我的自由之境,心无挂碍。傻子铜钱要“到世界去”,更接近于本能的欲望;不能说傻子就低常人一等,他的行为其实更有一种可歌可泣的动人的力量在。

  急功近利的城市化:这一帮人可能没退路

  新浪文化:您笔下的人物带着很强的不安定的孤独感、漂泊感,却很固执,有韧劲,想要走出自己。

  徐则臣:我小说里确实很多一根筋的人,他们会追根求源,有那种所谓的理想主义,可能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对理想主义的理解很宽泛,好的那一面固然算,一个人做坏事能够坚持到底,未尝就不是“理想主义”。我希望人物能够执着地去解决某一件事、某一个问题,即使最终没有结果。很多人,他们来了(大城市),扎不下根,又走了,位移上是零,但这对他们的一生很重要。他没做是一回事;做了,没做成,是另一回事;尽力而为了,这事才算了结,否则永远心不甘。

  新浪文化:富勒姆在《逃避自由》里分析了现代西方人对自由的态度。因为失去社会的保障,个人选择的自由带来了种种不安、孤独、恐惧、焦虑。

  徐则臣:东方人也一样。我们内心的孤独感、漂泊感,这应该是现代人的特征。前现代过的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生活,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想法,干什么事大家一起上,个体是淹没在集体中的,或者说个体是被取消的。而到了现代,所谓的现代性以后,个体开始琢磨自己了。反思的过程其实是在确立自我,把自己跟别人区别开来。每一个人都是单个的,也应该是单个的。焦虑肯定有很多原因。在集体主义那把大伞下,人是不会太焦虑的,你跟别人一样,别人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是在自我取消自身的独立性。而一旦你确立了自己的独立性,你很难跟别人混为一谈,身份焦虑、身份认同的问题就出现了。

  新浪文化:北上广是“中心”,高度集中了各种好的资源,人们都往这里涌;相对来说,“边缘”地区人在往外走。社会资源集中在少数几个“中心”,长期下去会出问题。

  徐则臣:的确,这是现代化的一个代价。当年美国的现代化也出现过这种状况,但他们人口比较少,没有像中国这样带来这些巨大的问题。现代化进程加快,资本原始积累开始加速,人都往大城市涌,像约翰·多斯·帕索斯的《麦哈顿中转站》、“美国三部曲”等,谈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同时,美国现代化充分了以后,又有了另外一个机制:人口回流。纽约现在的长住人口在逐年减少,不像中国,在增加。我想最大的问题可能在于,美国人往回走,依然会找到土地和归属感,找到幸福的生活;而我们往城市走,是条单行道,可能回不了头。农民回去的时候,还有没有土地?他跟土地的血肉关系和伦理是否还在?如果没断掉,那还能找到一种归属感、认同感;断掉了,那就是个大问题。

  中国肯定也会经历像美国那样的人口回潮,(那时)生存的压力不会那么大,资源也会不断向各地输送和分散。怕就怕我们现在这种急功近利的现代化、城市化断了大家的退路。谁也没资格抱怨大家都往大城市挤,都想过好日子,大城市的资源的确很集中。应该及时地拿出有效的举措,否则这一现代化的后遗症,会极其可怕。

  中国的“乡土文学”已经开始式微

  新浪文化:乡村正在逐渐变样,就像小说中强拆民宅和教堂的情节。如果这种实体意义上的农村逐渐被高楼大厦取代,文学中的乡土会变成什么样?

  徐则臣:这个问题是迟早的。当国家足够现代化,我们现在谈的“乡土文学”肯定会有变化。在欧美,没人会把“乡土文学”单拎出来谈,即使在乡村,也是现代化的农场,过着跟城市区别不大的生活。欧美的“乡土”,可能更接近于“乡”;而我们更接近于“土”,是建立在土地的基础上的。所以,当现代化达到一定的程度,那种“乡土文学”肯定会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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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wangxiao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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