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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读《诗经》忽略了原始礼教精神

2016-04-16 13:56:00 来源: 新浪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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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配图  (作者李冬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诗,是人类通过语言表达情感的一种美妙形式。  先民在诗里,向我们倾诉文明初曙之际的欣喜和恐惧,自由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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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冬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诗,是人类通过语言表达情感的一种美妙形式。

  先民在诗里,向我们倾诉文明初曙之际的欣喜和恐惧,自由的诗意中蕴涵一种“忧雅”的腔调。

  古代王者,设采诗官,征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由官府给他们衣食,让他们“振木铎徇于路”,在民间求诗,倾听“男女有所怨恨”。

  这是从王官的立场,说明诗的来源,王者足不出户,便“尽知天下所苦”以及民意。有意味的是,古人似乎就认定了诗不言福,而趋于诉苦言忧。

  民有怨忧,以诗倾诉,男女“相从而歌”,如春风初来,夕阳晚暮,悲伤之情一经诗化,如火烈烈之怨恨,便风化如云之丝缕,转瞬烟消云散了,真是导民积怨的具有美感的机制。

  “天听自我民听”,采诗就是“自我民听”,王在诗里,倾听风。天子听政,公卿、列士也献诗,故《诗》除木铎征风之外,还有大雅、小雅,而颂,则是祭祀先祖的歌。

  这样的政治,当然很雅致。从西周到春秋,诗经时代的五百多年间,中国人就这样“诗意的栖居”过来了。

  古希腊史诗,以荷马个人命名,而中国《诗经》,则为国风;一为独吟,一是大合唱。司马迁说,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定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三千多首诗,在黄河、长江之间大合唱,何等风雅!

  风诗的原始语境是“讽”,将内心的怨恨“讽”出来,哀而不怨,怨而不怒,美刺也。美刺是宣泄一种“忧”的情绪,向当政者倾诉,但要不失“温柔敦厚”。人们吟诗成风,诗随风而扬,“讽”之意味深长。言志的诗,风化的诗,从内心咏出而普世,成了国风,培养了“忧雅”的时代气质。

  《诗经》有十五国风。十五国之地域,都在黄河、长江之间,大致囊括了当时的中国,包括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当时歌诗有“徒歌”、“弦歌”之分,“徒歌”想必就是清唱,而弦歌则必有乐曲伴奏,十五国风,均以各国乐曲伴奏。可见这场弦诗的规模。

  雎鸠的理想国

  诗经时代,士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从迈出家门开始,齐家以女教为重,因此,周俗,尚女人之美德,慎女人之美色,推崇女人的母性和妻性。

  母性和妻性,都是女人在礼乐文明中的角色和身份,得之为“淑女”而“宜其室家”。《诗经》中所泛滥的“忧雅”气质,沐浴了这个时代的女性。

  《诗经》十五国风,第一“风”,就是“周南”、“召南”。

  南,有人根据甲骨文,说是由钟镈一类的乐器演变,为乐曲之名,所以,称作“南音”,后来音失传了,南还保留着,就称之为“南”。另有一种解释,依据的是地理方位,指周、召二公之治周,自北而南,从歧周到江汉流域,是为南国之南,“南土”、“南邦”之谓。

  关于周、召二公,也有争议。有人说,指周初开国的周公旦、召公奭,也有人说,指后来“共和”的周公和召公。这两种说法,在时间上,差了好几百年,在空间上,对“南”的理解,也就大相径庭了。

  如果放在周初来理解,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武王当年一大举措,即将岐周故地,以陕——河南陕县为界,分而治之。周公居东都洛阳,向东南发展,称作“周南”;召公居西都镐京,向西南发展,称作“召南”。

  南下,是周的发展战略,周人采诗随之南下。周地,东南有楚,西南为巴、蜀,故“周南”为楚风,而“召南”则为巴、蜀之风。傅斯年说,南国者,自河之南,至于江汉之域。很显然,没有分东南、西南,而是直指江汉。他指出,周朝在那里建了好多国,周邦之内曰周南,周畿之外,诸侯统于方伯者称召南。“召南”是召公所作赳赳武夫之诗,此暂不论及。且看“周南”之诗,开篇就是“关关雎鸠”,是一首战士与淑女之诗。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很耳熟的一首诗了,念起来上口,听之入耳。诗以“关关”之鸟鸣起兴,很提神,是春之声吗?是!那鸣春的鸟儿,倘佯在芳草萋萋、河水依依之洲。

  但我们忍不住要问:那雎鸠,究竟是什么鸟儿?显然雎和鸠,是两种鸟,可两千多年来,人们却习惯于将它们看作一种鸟。作一种鸟解时,难免有偏执,偏于“雎”,则以为是鸷鸟,或为鹗,《毛诗传》说:雎鸠,是被王化了的雎呀。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引郭璞《尔雅注?释鸟》将“雎鸠”解释为雕类,江东一带呼之为鹗,以江鱼为食。而偏于“鸠”者,则强调雎鸠只能是鸠类,不可能为雎类,动物学里鸟的分类只有鸠鸽科,因此,诗里的雎鸠,很可能就是斑鸠什么的。还有人视鸠为大雁、苇莺以及白腹秧鸡等……

  传统的解释偏于雎,偏于雎者落脚于王官本位。现代的解释偏于鸠,偏于鸠者回归于自然。

  国风来自民间,成于王官。诗性有来自民间的自然,那是人民性;也有成于王官的标准,是礼教精神,因为《诗经》毕竟由王官加工而成。

  人民性并不排斥礼教精神,相反,当礼教精神初起时,那是从人民性中生长起来的,它表达了人民性的一部分,因此,《诗经》中的礼教精神,反映了一种优美的人民性,《诗经》之美,是人民自己的社会伦理教科书。

  礼教的危害不在礼教本身,而在于它被无所不包的王权无限放大以后,取代了人民性,掩盖民生部分,而成为规定人民行为的教条,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扼杀了人民的自由天性。

  现代人往往用人民性的眼光来读《诗经》,而排斥其中的礼教精神,忽略了原始礼教精神中的民生和自由的爱情,犯了和《毛诗》一样的错误:割裂《诗经》。

  谈《诗经》,当然要从民生为根本的人民性出发,而人民性在诗里表现为礼教精神,诗中君子、淑女,就是礼教精神的标志,显示了高贵而优美的“忧雅”风范。

  礼教,本来是从人民性中开显的精神之花,但它却被异化。异化,始于秦汉大一统,是由于王的理念绝对化、制度化。大一统以后,礼教没有精神,惟有名分,以人的规定性,使人不成其为人;以民的规定性,使民不成其为民;以名分解诗,把诗变成了经。

  《毛诗》释“周南”之旨为歌颂周文王妻太姒的美德,为后世制定后妃之德的标准。《毛诗》将“雎鸠”纳入名分,以“雎”为“王雎”,对于“鸠”却视而不见。反之者,则障蔽了“雎”,以“鸠”为莺、为鸽、为斑鸠……虽然穿透了名分,却也丢弃了《诗经》里那原始的礼教精神,诗失其真。

  诗之礼教造就了诗性的国民,那就是雎和鸠。雎,喻君子之性;鸠,喻淑女之性。君子与淑女的“忧雅”之性,是周人的国民性。

  君子如雎,为鸷、为鹗,乃“赳赳武夫,王之爪牙”。淑女如鸠,君子之逑,君子打天下,淑女“宜其室家”。

  君子与淑女,为战争年代,提示了一种人生理想,令人心往,如《林海雪原》之君子少剑波、淑女小白茹,“万马军中一小丫”,茫茫雪域中的美范儿!

  有如战士诗人郭小川,满怀激情歌咏秋天的团泊洼: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此时,他在呼唤生死相依的淑女出来吧!

  淑女之美,美在“窈窕”二字,如“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君子之于淑女,先是爱慕——“寤寐求之”,继而交往——“琴瑟友之”,终于迎娶——“钟鼓乐之”。属于自然的礼仪,源于爱情,这就是原始礼教精神。

  君子拓土,淑女安家,这样,国家战略,就变成人生理想啦。从男女到夫妇,人生因了礼教精神而升华;君子与淑女,作为立国之本,成就了西周的政治文化,这便是所谓“正夫妇”而“风天下”也。

  《毛诗》已是汉人解诗,离《诗经》时代已很遥远,但那也是一路沿着春秋人的风诗传统走下来的,如季札评诗,就以为周召“二南”打好王道基础了,因此,毛诗接着说:“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

  就此而言,毛诗尚能纲举目张,提撕要义,再往下引申,就难免过度阐释,甚至硬贴政治标签了。对于解诗而言,往往解释越多,失去越多。

  怀春是王道

  “二南”情诗,有25首,其中还有《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夭夭”,是淑女之姿;“灼灼”,乃淑女之容。诗中未言淑女一字,但淑女之美已跃然而出。哪一位君子如此有福气,能让淑女为他安家室?

  《野有死麕》吟道: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这样纯粹的爱情诗,会有礼教精神吗?当然有的。这首诗依然是以君子、淑女为原型的,诗曰:君子狩猎,猎获了小獐子,用白茅包好了,献给淑女。

  为什么说是君子,而不是猎人呢?这就要通观全诗了。君子本是战士,并非科举制下的儒生,平时就要以狩猎为实战演习,有猎获,乃常事。用白茅包着猎物,这猎物就变成了礼物,此乃君子向淑女行礼。

  记得当年齐桓公伐楚,管仲责问楚君:为什么不向周天子上贡包茅?可见包茅重要。因其沾水不湿,能渗酒,故天子祭神,不可或缺。酒洒包茅,渗入,表面不沾酒,却从茎内滤下,以示神享。

  而白茅,为包茅一种,未成熟时色青,为青茅,成熟晒干后色白,为白茅,以白茅包麕,是对淑女的最高礼赞。不是任何东西都能成为礼物,只有通过礼仪,才能成为礼物,正是由于白茅,使死麕获得了礼仪的形式。

  淑女“怀春”,与动物发情以及人的情欲发动,都不同。“怀春”二字,将淑女之内美一语道尽。春天多美啊!冰河化了,枯草绿了,枝头花开了,小鸟飞来了,万物,都在她的心怀里欢唱,爱醒了。

  彬彬有礼的君子,“吉士”,手持白茅,就如同现在手捧鲜花,来到这位淑女的跟前,“吉士诱之”,献给淑女。于是,她在春梦里,随“吉士”而去……《周礼·地官·媒氏》说,春天来了,男女自由相会,“奔者不禁”。周礼之制,居然还有爱的节日,所以季札说:美啊!王道始矣……

  若干年以后,就出现了胡兰成笔下《山河岁月》里的情景:

  堂前有嘉宾,主人陪着在说话,家里的妇人与小孩皆觉得晌午的光阴如天如地,新妇出来到客人面前安箸布菜,檐下初夏的天气照映得人的眉目和杯盘都是新的。客人问她话,她笑着回答,主人和她说话,她也含笑回答,有喜气与谦逊,一只盘子里齐齐摊一把白茅,短短的好像兰芽,白里隐隐带青,是一种最清洁的颜色,而所谓白茅缩酒,就是撮几茎放在杯盏里斟上酒,取它的清香,人乃觉得这白茅真的与众不同了。诗经时代,诗的“美刺”意义是对王朝而言的,而人民则是为自己言而写诗。诗的人民性,关注的是民生和爱情,只是诗经中男欢女爱之爱情的优美中,渗透了战士之忧的家国情怀,雕塑了诗经时代女性之“忧雅”,大概这种“忧雅”,才是淑女风范吧。

(责编:wangxiao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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