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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百年流变:从救亡火种到教育偏方

2016-04-16 13:56:00 来源: 新浪 作者:
摘要:
  画家陈丹青笔下的“清华四大导师”及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左起依次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6月,北京出现一宗“虐童案”,当人们拷问


  画家陈丹青笔下的“清华四大导师”及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左起依次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6月,北京出现一宗“虐童案”,当人们拷问以国学名义举办的培训班的“老师”虐童时,国学也成为了质疑的对象。与此同时,暑假来临,国学夏令营、国学班风行各地,多在景区、名人故居、乡村等僻静处安营扎寨,学生们诵读经典,体验琴棋书画等传统文化,不失有趣。家长们则用高额的学费,来换取应试教育之外望子成龙的一剂偏方。

  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国学书籍的出版与阅读亦方兴未艾。今年以来,出版有章太炎《国学概论》与《回真向俗:章太炎国学讲义》、梁启超《国学小史》等。当代学者的作品也是很多人书桌上的旧爱新宠。

  这是如今“国学热”的表象。在表象之下,国学如同一条河流的河床,河面浪花激荡,河床呼应着浪花,不断延伸向前。从这一角度来说,回溯显得必要,到底什么是国学?百年以来,国学如何流变甚至异化?尝试了解这些答案,不只是理解“国学热”,缓解某种文化乡愁,更是着力于中国文化、教育的现状与未来。

  国学、国粹与国糠

  东京的天空下着大雨,章太炎面对两千多名留学生,发表演讲。这是1906年7月15日,他刚出狱,被孙中山接到日本,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在现场,章太炎自称“神经病”,因为“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他希望在场者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演讲中,他呼吁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把国粹与爱国联系起来。

  在章太炎看来,提倡国粹,并非要“尊信孔教”,推崇儒家,而是让人们“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

  3个月后,章太炎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在此基础上成立国学振起社,“广告”上说讲课的内容包括“诸子学”、“文史学”、“制度学”、“内典学”、“宋明理学”、“中国历史”等。这意味着,“国学”不仅开始用来指代“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还与爱国保种紧密相连。在今年1月出版的《国学概论》一书中,章太炎对此皆有发挥。

  其实,早在1902年秋,梁启超曾有意创办《国学报》,写信与黄遵宪商量,“以保国粹为主义”,使用了“国学”一名。之所以是“使用”,是因为这一名词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最初是针对中国学问。“日本人在19世纪晚期用‘国学’或‘国粹’已不再针对着中国儒家,而是与西方的学术相抗衡。但中国人借用这两个名词都是为了与‘西学’互相沟通。”在《余英时访谈录》中,学者余英时说。

  梁启超提出保存国粹,其“民族国家的意味更为突出”,救亡保种成为这一时期国学的一个主旋律。1904年,国粹保存运动的中坚人物邓实即已强调国学与救亡的联系,认为“国学不明,大义终塞,将有国破种亡之惨”。许之衡也提出“国学即国魂所存”:“保全国学,诚为最重之事矣。”

  针对“国粹”的提法,1909年,学者宋恕认为不存在完美无瑕的国学,提出“国糠”一说。后来,中国人自创新名词,即“国故”。“‘国故’一词在价值上是中立的,就是说中国过去的老东西不一定是‘粹’或‘渣’。”余英时说。


鲁迅


  保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王国维


  存废之争到书单之争

  1918年11月,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对“保存国粹”表达质疑,认为一国独有的事物未必是好东西,不一定值得保存。他讽刺道:“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学者们对国学时有论争,简单来说,是传统与反传统的立场的对立。鲁迅反传统,自然有人拥护传统。其中,“书目之争”横跨数年,胡适、梁启超、吴稚晖、梁实秋等人加入论争,最具有代表性。

  应《清华周刊》记者的邀请,1923年,胡适为即将赴国外留学的清华学生列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以便学生在短时间了解国故常识。他开出的书目分为“工具”、“思想史”、“文学史”三个部分:14种工具书中甚至包括《世界大事年表》、《佛学大辞典》;思想史书目有92种,以先秦诸子、佛经、理学为主,时人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作品也收录其中,还包含胡适本人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文学史书目有78部,其中“历来被视为俚俗低下的元曲、杂剧、传奇、话本、小说也占据了近一半的篇幅”。胡适认为,这一书目不仅私人可用,“还可以供一切中小学校图书馆及地方公共图书馆之用”。

  没想到,胡适列出的书单,连邀请者都提出质疑,认为所涉国学范围太窄,“思想史与文学史便是代表国学吗?”,转而邀请梁启超。梁任公批评胡适开列的书单“文不对题”,更惊讶胡适的书目里竟然没有史书,“不见《尚书》、《史记》、《资治通鉴》的踪影”,而梁启超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他新开了一个国学入门书目,范围广,说明精要,不仅在当时反响热烈,时至今日,仍然极具价值。

  吴稚晖则把国学和小老婆、吸鸦片联系起来,认为国学乃臭古董。他表示,整理国故尚不到时候,当前之要务是发展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吴稚晖写道。

  在学者余世存看来,无论是胡适,还是梁启超,对国学书目的理解皆偏狭隘,“他们忘了进入国学有四万八千法门,如何让普通的中国人感知中国的心灵,是知识人应该考虑的”。余世存进一步解释道:“直到今天,国学书目在我们大众心中仍是繁难的,例如一部《论语》,每一代学人中都会有无数人在上面盖自己的名章,国学却没能完成社会化、大众化。这正是当代人仍不能不面临的历史任务。”

  中西通才的涌现与衰微

  在晚清民国,即便某一段时间西风强盛,甚至主张“全盘欧化”,也有学者提出“与西学互相沟通”,融合中西文化。可以说,这是百年国学的又一个主旋律。

  王国维认为,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即便如此,西学占据主导地位,深刻影响着中国。在西学的冲击下,过去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正一步步退出历史的舞台,从晚清开始,新的学科体系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标准建立的。中国传统讲求博通之学,培养通才,已无落脚点,影响持续至今。

  1925年,吴宓出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主任。当年9月,面对入校学生,他发表开学演说,提出国学院“非为某一校造就师资,乃为中国培养通才硕学”。在当时的情境下,提出培养“通才硕学”,而不是某一领域的专门学者,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

  吴宓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担任导师,世人誉为“清华四大导师”。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清华国学院招收74名学生,其中涌现出陆侃如、王力、谢国桢、蒋天枢等大批名家,成为一个“学术神话”。

  钱穆一生秉承对中国传统的坚守,致力于培养通才。在《中国学术通义》序言中,他提出:“中国传统,重视其人所为之学,而更重视为此学之人。中国传统,每认为学属于人,而非人属于学。故人之为学,必能以人为主而学为从。当以人为学之中心,而不以学为人之中心。故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既贵其学之能专,尤更贵其人之能通。故学问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为学术分类,使人人获有其部分之智识。苟其仅见学,不见人。人隐于学,而不能以学显人,斯即非中国传统之所贵。”

  陆懋德是清华大学历史系首任系主任,他提出要造就“中西并重”的全才。1942年,对于国学,他却大失所望:“民国以来,治国学者,多循一时之尚,而入于琐碎考证之学,故三十年之结果,竟无全才可用。”

  这一文化失落,从未停止。2009年,新清华国学院成立,对于“专才”与“通才”,该院副院长、学者刘东在《道术与天下》一书中痛陈道:“打个比方,如果人类的知识构成,在任何堪称正常的传统社会,其所谓‘专’和‘通’或‘约’与‘博’的比例,大概都只会是三七开,那么,到了工业革命以后,这两种学识间的比例,就率先从西方开始滑坡,逐渐发展到了五五开、甚至六四开;按说,这样的一种现象,已经是够不正常的了——而我们竟还要变本加厉,基于对西方文明的偏颇总结,继续朝一个明显的偏向滑落,终于滑到了七三开、八二开,甚至九一开!”

  被异化的“国学热”

  1949年至80年代,可以说是“国学冷”时期,国学、学人或被批判,或被边缘化,个中滋味百感交集。上世纪八十年代,空气相对自由开放,“寻根热”应运而生,其中,探寻中国传统文化者不乏其人。至九十年代,用国学家楼宇烈的话说,“‘国学热’从夜里悄悄升起”。

  余世存重新感受到“国学热”,是在2004年。前一年,被称为“权利之年”,民生、民权被着力强调。到了2004年,突然停顿、转向,文化活动活跃起来,其中更重要的文化事件是“甲申文化宣言”,9月由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人发起。

  对于这一宣言,余世存认为缺乏交流的对象,“是自我表演作态”。他同年写下《老调子不会唱完》一文,“今天看来,那篇文章几乎是一篇预言”。2011年,在回顾“新世纪国学热的发展”时,清华国学院院长陈来则认为,这一宣言“反映了政府、专业学者、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一种面对全球化挑战的对于中国文化的‘共识’”。

  与此同时,更多“国学热”的因子从民间开始聚拢、发力。2005年前后,依托央视《百家讲坛》,通过易中天、于丹、阎崇年等人的讲述,孔子、老子、曹操、清朝十二皇帝,进入人们的视野,相关书籍、影像制品畅销一时,由此引发的“国学热”余波至今未歇。有学者认为,这“契合了现代社会压力下人们突破浮躁社会风气、从古代思想精华中寻求自我心灵平静、平衡生活的心态”。

  国学班、国学夏令营、现代私塾也层出不穷。家长们花高额费用,送孩子学国学,诵读经典,体验传统文化带来的乐趣,试图找回应试教育中所缺乏或被压抑的部分。在企业管理层面,国学同样被视为偏方,管理者不只想求得个人内心的平静与充实,更着眼于用国学来管理企业。

  对于国学的现状与未来,作为清华国学院的副院长,刘东甚为焦虑。他描绘了理想的国学教育:“比如孟子故里,拨多少亿,盖更大的楼堂馆所,有意思吗?要恢复国学,就是要恢复这里的琅琅读书声,恢复整个文化生态,孩子长大知书达理、诚实守信,让当代的孟母们一看,想搬过去。”

  【拓展阅读】

  《国学概论》 章太炎

  中华书局 2009年


《国学概论》

章太炎认为研究国故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这一本《国学概论》便是从他的自心出发而与自国之内在需求相呼应。此书不仅收录章太炎的国学论述,更选入多篇国学演讲,是一本经典的国学入门书。

《中国学术通义》 钱穆

九州出版社 2012年


《中国学术通义》

  钱穆虽然认为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之名恐不成立,但他一生耕耘于斯,正是受到国学的驱使。在这本书中,他强调中国学术的独特性,在如今连思维方式、话语方式都显西化的语境下,读此书,若能再次审视中西文化,最终平视西方,当善莫大焉。

  《道术与天下》 刘东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


《道术与天下》

  篇幅所限,探讨国学时,未涉及“汉学”。其实,二者可谓双生花,即使旁观者视之,也会滋味杂陈。学者刘东面对海外汉学的专业、扎实、广博,不免心生焦虑。当然,这本书不只是谈汉学研究,其中“传统研究”和“教育研究”皆有独到见解,值得细读。

  《国学开讲》 范曾

  中信出版社 2014年6月


《国学开讲》

  范曾虽争议不断,但宣讲国学,“在国学的普及这一方面,有积极作用”。他认为国学的当代意义,是“抵达人类心灵的快乐与自由”,确实如此,这正是社会所需,亦是人心所求。

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责编:邓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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